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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石为什么夜访褚时健?

王石夜访褚时健聊了点啥?也许你记住这句话就够了:“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,过去如何、将来如何都不重要,现在、目前,就是一辈子。”

王石名言

从北京到昆明是三小时飞机,从昆明到玉溪是一小时车程,从玉溪到戛洒镇又是三小时,再开半小时车,就到褚橙基地了。

11月17日的哀牢山没有哀愁,正是收获季节,午后硬朗的阳光打在漫山遍野的橙子上,就像小孩子在拍打皮球,欢实得紧。

傍晚,王石来了,带着56个朋友,这是他第五次拜访褚时健。初时,他一个人来,此后,都是带企业家来。这一次的访客有所不同,除了企业家,还有法官、律师、艺术家……分别来自王石经常活动的几个组织:欧美同学会、亚布力论坛、光华管理学院同学会、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。褚时健在后来的欢迎晚宴上说:“我是大老粗,你们都是大知识分子。”

褚时健专程从玉溪的家中来到基地见老朋友。

从表面上看,褚时健、王石两人反差极大:褚说云南话,王说普通话,中间偶尔还掺几个英语单词;褚穿一双胶底布鞋,裤腿上还残留着泥巴,一看就是一个经常下地的人,王可是时尚杂志封面人物;褚一生事业基本上在云南,且主要集中在玉溪,王满世界跑,登珠峰,念哈佛;年龄也不同,褚八十八,王六十四,前者长了后者一辈。即便如此,褚时健外孙女婿李亚鑫对我说,褚、王的关系其实真可谓“惺惺相惜”。

褚时健的老伴儿马静芬八十三了,高,瘦,身体和精神头都相当好,她是褚橙的“新闻发言人”(王石调侃语)。老太太爽快,爱开玩笑,会客室里,她坐王石对面,两个人热烈地聊着养生的话题。老太太十年前查出患了晚期直肠癌,如今病灶居然完全消失了,她把奇迹归功于学佛、信中医、吃酵素。酵素是按自己琢磨的配方做的,王石建议她申请个商标,以后还可以生产、销售,也在商业上“和褚老PK一下”。

“褚橙本来就是我两个人的,我们有个公司就叫‘褚马氏’。”马静芬反应快。

她从小就主张男女平等,她说自己和丈夫的关系是谁都离不了谁,“没有我也没有他”。这一点让王石非常欣赏,他当即邀请随行作家周桦为老太太写一本传,书名就叫《马姑娘》,马静芬、周桦都愉快地接受了邀请。见面当天,周桦写的《褚时健传》还没正式面市,但中信出版社赶印了几十本,专程带到庄园来赠送给这批访客。

“马大姐,你那酵素是怎么做的?”王石问。

“保密。”马静芬答。

王石哈哈大笑,褚时健抱着胳臂在一边静静地听,他笑得很淡。他本就不是个爱说话的人,年岁大了,这几年走路时都需要把一只手搭在助理的肩膀上,就更寡言了。

虽然不是刻意为之,寡言还是在客观上增加了褚时健的神秘色彩,他说得越少,人们越愿意听他说。正如我的同事总结的那样,“有人声嘶力竭也没人要听,有人低沉含混却听众云集”,而“寻褚,好像已经成为一种仪式”——朝圣的仪式。

我跟五六个访客聊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,答案其实不问可知:到底因为什么,使13年前的褚时健决定高龄种橙,一头扎进以年轻人为主体的创客队伍,而且至今全力以赴?

“他的故事流传广泛,为什么还要大老远专门跑一趟?”我问访客。

“百闻不如一见。当然,也为了表达敬意。”德国都芳漆(中国)有限公司董事长喻恒的回答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了。

诉衷情

满屋子人齐刷刷站了起来,鼓掌。褚时健、马静芬走了进来,坐下,5岁的重孙坐在马静芬腿上,动个不停。

大家都在等褚时健回答那个“为了什么”的问题,于是,褚时健说:

我从小就养成个习惯,总想找点事做,不做事心发慌,无聊的时候,生闷气。这些年,坎坷非常多,我这个人生,总体来说不顺啊。但不管咋个说,不管顺逆,我总有一个老习惯——想把事做好。现在这个历史时期呢,很复杂,很丰富,也给了人锻炼的舞台,这就恰恰符合我这个老习惯了。

当年中纪委书记到云南来,跟我们这里的头头讲,这个老人和一般人有点不同,你们要关照下,不管咋个整,莫叫他过不下去。玉溪市几届书记、市长都问我和老伴儿,你们想整哪样事,要我们帮忙的,就说。说真话,以前还是穷怕了,老了以后得有吃饭钱呐,事情我们当然想干点。

很多朋友,我以前对他们很诚心,他们也觉得我这个人,还可以,所以我后来坐牢,到监狱里看我的人,非常多。这些人都悄悄留下三五万、七八万、十来万。监狱把图书馆给我管,我那个书架上,这样就码了一百多万块钱。这个体现了一种朋友之间的真诚,所以监狱里那些管理人也不管。加上我以前的积蓄,我们就有两百多万。但要做企业,还得跟朋友再借。我的朋友都很诚恳。我说,我不敢保证我做成功,做不成功赔不起你们喽。那些朋友,一家拿上两三百万、四五百万问题不大,说你七十多八十了,搞这个事情,我们一家拿几百万,输了就算了,你不需要赔,不需要把这事压到心上。

为啥到这里来种橙子呢?这块地方,下边有个糖厂,我在那里当过厂长,我老伴儿在那里当过糖厂的统计、纸厂的化验员,我们一家在这个地方人熟事熟,我们选择这个我们熟悉的地方来做。

种橙子这事,原来想没那么复杂,搞着搞着面临的问题不少,这个时候就要靠意志了。朋友说,丢掉算了,你吃多少,我们出了,他们不理解我。但对我们两个老人来说,不管有哪样困难,我们别的出路没有,只能硬着头皮解决问题。

搞到第九、第十年的时候,我的品牌社会承认了,利润也越来越高。到这个时候,我就有两个想法了:一是我们对当地农民有感情,希望他们更多人生活富裕起来;二是要为我自己的子孙后代的事业打个基础。我说,你们不要懒,不要讲享受,我一生没有哪天讲过享受。

中国的三农问题,真是不容易解决啊,关键是要提高土地产出率。这附近有一部分农民,五六年前就开始跟我们种橙子,我把技术拿出来义务为他们服务。以前的冰糖橙,10块钱4斤,到今天,高价到三四十块一公斤了。稍有规模的种植户,一年剩余也有两三百万了,三百多平米的小洋房也多起来了,已经不是一般的小康了,在农村也赶得上中国的中产阶级了。想到这些,我心里头还是高兴。只有少数人好,社会问题就复杂,多数人好起来,大家才得安宁。我们出了很多力,没有白苦,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是有点意义。

“褚老讲得忒实在,不那么高大上啊,你回去咋写?”坐我旁边,来自北京的P2P创业者私下问我。

确实不高大上。

同样的问题,我问过马静芬,她的回答也不高大上。“我们不会说,你们文化高,帮他总结一下。”马静芬对我说。

检视褚时健以上自述,可以提炼出“为了生活”、“为了社会”、“为了子孙”等几层意思,马静芬还告诉我,也“为了证明自己”,“他是能干事的,不管在哪里都能干好,不是碰运气”。但如果给诸多“为了”排序,排在首位的,其实还是“为了做事”。

对褚时健而言,“做”就是宗教,老老实实地做,往精里做。

王石说,这就是中国传统的“工匠精神”。褚时健种橙第二年(2003),王石就来看过褚,褚当时的激情把王石给惊着了,但他没想到褚时健真能成功。当年万科订购了10吨褚橙,但那时褚橙“不好吃”。他第二次来看褚时健已是11年后,其时已是举国都说“励志橙”的时候,褚时健真做成了。

王石夜访褚时健,为什么?

忆少年

褚时健青少年时期经历了太多死亡。

1943年,42岁的父亲褚开运死于日本人的轰炸。当时,褚时健15岁,六兄妹中最小的弟弟褚时佐不满周岁,母亲带着他们苦熬日子。作为家中长子,褚时健不得不像一个家长一样担负起家中的经济重担。他接过了原本是母亲负责的酒坊,烤酒、卖酒。父母本就是沉默的人,褚时健幼时就不敢调皮,此后就更沉默了。

1949年,褚时健和跟他要好的堂兄褚时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。他在这里练就了一手好枪法,也在这里目睹了堂兄和不少战友的牺牲,他自己也险些被炸弹炸飞。

1950年,弟弟褚时候因公牺牲,47岁的母亲因病去世,褚时健不到23岁,尚未成家。母亲死后,他把弟弟褚时佐、妹妹褚时英带在身边,“我走哪里就带他们到哪里”。

褚时健在自述中说,早在战友和堂兄牺牲的1949年,他就知道,“把每一天安排好,就是对人生负责任。想得太多,没有任何意义……我们是经历过活了今天就没有明天的人,过去如何、将来如何都不重要,现在、目前,就是一辈子。”快活到望九之年了,他说,活比死重要得多,活着,就得认真做事。

行走在刀锋上的战士性格像刀一样硬。凭着这份硬气,褚时健在学生时代扛过了一个月内每天只吃一餐饭的日子,扛过了反右(褚1958年被划为最后一批右派)和文革岁月,最后成了亚洲烟王。

也因为这份硬气,他不太懂得通常意义上的温柔体贴。马静芬说,她和褚时健原来吵架,多半都是因为褚不顾家。褚时健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,到了晚年,终于意识到了,但他说自己不后悔,“我也是为了这个家”,如果时光可以倒流,他还会像当年那样做。

周桦在《褚时健传》里讲了一个他当年在红塔集团不体贴员工的例子。那一年,他带着一干人马远赴欧洲采购了2300万美元的设备。出国很长时间,临回国前,下属问:“厂长,我们不出去玩玩吗?”“你们想去玩吗?”“当然啊。”“你们也不早说。”他放下属在巴黎疯玩了三天,但他自己对风景没有兴趣,倒是对巴黎的名画和雕像兴趣浓烈,因为作者那一份精雕细琢的功夫。

回到工匠精神,认真只是一方面,所谓大匠,还得必须知道什么叫做“好”。在周桦看来,“褚老是从小就见过什么是好东西的人”,他认为这是褚时健工匠精神的重要来源。

1910年,总投资1.65亿法郎的滇越铁路全线通车,这是中国西南第一条铁路,也是中国第一条通车的国际铁路。褚时健的祖父褚发珍被法国人看中,当年就负责其中一段铁路的安保工作,法国人还给他发津贴。褚发珍把家搬到了车站附近,他儿子(褚时健的父亲)后来的生意就是在铁路上跑运输。

滇越铁路采用的是米轨,火车装的是米其林牌橡胶轮胎,它们都代表了当时西方世界顶尖的工业水平。这简直是《百年孤独》中的魔幻桥段,外来文明对一个土着少年的心灵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。几十年后的2015年,褚时健向周桦回忆起幼年生活时还频繁地提及米其林火车、米轨、法国人,以及乘客从车厢扔出来的精致的饼干盒子。“小时候看见火车,就觉得长大了应该过那样的生活,”褚时健说,“法国人带着七八个人就把一个大车站管理得井井有条的,现在想起来还是佩服的。”

周桦感叹,“所谓见识,无非就是见过好东西,然后能判断什么是好东西,进而能做出好东西。”周桦所谓的“好东西”其实还包括一流的人物,值得一提的是:褚时健在昆明念高中的时候正值西南联大迁居昆明,彼时联大的一些教授为了改善生活,经常到昆明的高中兼课,褚时健是见过闻一多的。

王石夜访褚时健,为什么?

渔家傲

有人问马静芬,如果褚时健当年不出事,还会不会自己创业?

“肯定不会。真是那样的话,做什么也由不了他,还是得由政府安排。他75岁以前都是政府安排的,让到哪里就到哪里,叫干什么,会干就干,(要是)不会,学会了再干。”马静芬很坦率。

周桦采访褚时健一年半,褚时健给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,他是特别善于妥协的人。“我们一直在强调他跟这个体制在不断碰撞,其实他一直试图做一个听话的人,他一直是跟着这个体制走的。他经常跟我说,无论是被打成右派还是去糖厂,甚至于后来去玉溪烟厂,他们让我去,我没有办法啊,我不想去,也只能去。他做了农业以后,马老师的一句话对我很有感触,她说,‘我们只有做农业呀,做其它东西都太高调了,做农业,扑在土地上,就没有人说什么了’。都说他为企业家赢得了尊严,其实这么多年,他最缺乏的就是‘尊严’。”

这个结论对王石来说很意外,事实上,正是王石从褚时健身上看到了企业家的尊严。“褚厂长以耄耋之躯创造了个人品牌‘褚橙’,焦虑的中国企业家阶层从他晚年的奋起中看到了希望。这种希望就是企业家尊严的源头:工匠精神、独立人格、不断创新,为社会贡献价值。”

王石当然也承认褚时健身上有妥协的一面,但他认为,妥协可能是一种屈辱,也可能是一种包容的智慧,与强调阶级斗争相比,妥协甚至是一种进步。在他看来,妥协和尊严不是一种矛盾的关系,在社会上做事,当然需要妥协,关键是怎么妥协、向谁妥协。王石2004年加入阿拉善SEE,2007年当选第二任会长,当时他就说,自己1983年到深圳创业,字典里就没有“妥协”这个词,但阿拉善让他学会了妥协。他的原则是,不和政府妥协,和民营企业家妥协。“马云前不久说不行贿是企业家的底线,这个话我20年来一直在说。”

王石更愿意对历史抱持同情的理解。“文革以前,我当过兵、当过工人、干部、技术员,都不是我选择的。褚老所处的时代,岂止是商人,大家都是被决定、被安排的,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。但是,老两口到哀牢山是自己选择的,不是组织分配的,这十多年,他自己说了算,实现了真正的经济独立,这是不是尊严?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,把东西做好,有没有作为工商阶层最起码的尊严在里面?”

“嘤其鸣矣,求其友声”,醉翁之意,何必在酒?正是有感于褚时健所体现出来的企业家尊严,王石请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黄铁鹰教授的课题组做了褚橙案例研究,黄铁鹰因此写了一本《褚橙你也学不会》。去年拜访褚时健时,王石还决定再为褚做几件事,其中包括:出一本严肃的传记、拍一部纪录片、建一座博物馆。如今,周着《褚传》已经出版,纪录片和博物馆还在筹拍、筹建。

沱沱工社创始人董敏做了7年有机农业,非常辛苦,她是流着眼泪看完黄铁鹰写的褚橙案例的。黄铁鹰让她站在褚时健同行的角度写一篇文章交给他,她很认真地写了。“只有把事儿做成了才最有尊严,这也是中国企业家取得尊严的唯一出路。”董敏说。

这句话暗合褚时健对自己的评价:“我不希望别人在说起我的人生时有多少褒扬,我只是希望人家说起我时,会说上一句:‘褚时健这个人,还是做了一些事’。”

尼采说,一个伟大的人格,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。我们或许可以说,褚时健通过“做事”克服了这个时代,并为中国企业家阶层赢得了尊严。

来客争相表达对褚时健夫妇的敬意,喻恒和歌手陈琳的表达方式别出心裁。喻恒用一把有300年历史的小提琴演奏了一曲《牧歌》,陈琳则献上了二胡独奏《赛马》。前者悠扬,后者痛快,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,两个青年农民正听得沉醉。

王石夜访褚时健,为什么?

凤将雏

2007年底,褚时健外孙女任书逸在加拿大接到外婆马静芬从云南打来的电话,外婆让她和李亚鑫回来帮他们。彼时,任书逸、李亚鑫刚刚毕业,本希望拿到绿卡再回来。

“等你们那时候再回来,我们累都累死了。”马静芬说。

任书逸、李亚鑫虽然在国外留学多年,但随时关注家里的情况。他们知道,这几年外公外婆种的橙子不好卖,大多数都是被外公当年的故交订购的,有时候橙子卖不掉,只能整车整车倒掉,当时利润也不高,也就三四十万。这不是长久之计,况且两个老人都七八十岁了,也急需晚辈照料。

他们回来了。李亚鑫学的是国际贸易,任书逸学的是市场营销,褚时健就让他们组建褚橙的销售队伍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没有李亚鑫、任书逸的努力,褚橙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热销,并成为一种象征物。

我看到一张当年李亚鑫跟着褚时健到果园视察的照片,那时的他相当清瘦,留中分发型,一看就知道是个刚毕业的学生。褚时健跟果农说种植的事儿,李亚鑫在一边认认真真地记在本子上。李亚鑫家庭条件不错,早就离开老家到外面求学去了,他哪干过农活啊——不当学徒怎么行?

如今的李亚鑫沉稳、干练,发型也变了,寸头。事实上,除了直接负责销售,他早已全面协助褚时健的工作。公司的员工也由他招聘,其中大都是85、90后。在这些年轻人眼里,褚时健是个慈祥的老人,从来没向他们发过火。销售公司的副总马海涛、经理邓宇跟我讲起褚时健的故事,从来都是“爷爷”如何如何,他们不把他叫“褚总”、“褚老板”,甚至不叫“褚老”。他们在公司工作,感觉像在家里一样,马静芬有时候还跟他们打几圈麻将,而任书逸跟他们本来就是朋友。

我和李亚鑫聊天的时候见到了任书逸,她一头长发,穿一身运动服,自然、内敛,完全看不出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她现在负责公司财务。

褚时健明确表示,因为中国尚未形成职业经理人文化,他这次创业就是要做成家族企业。在李亚鑫、任书逸回国六七年后,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、孙女褚楚也回国加入了父、祖的事业。他们原本都是做金融的,现在褚一斌负责一块种植基地,平时住在昆明,褚楚负责公司的行政管理,就住李亚鑫夫妇家,她从小就跟任书逸要好。

褚橙这几年一直供不应求,价格节节攀升。2014年,2400亩果园挂果,产销量9000吨,销售额刚刚过亿,纯利润居然高达7071万元。如何增加供给成了当务之急。

褚时健这几年一直在扩大种植面积。到2015年底,褚橙庄园老基地已经扩大到将近7000亩,只是其中3000多亩果树明后年才能挂果;在丽江市永胜县,褚时健把1500亩甘蔗林改造成了橙园;在同处新平县的磨皮和漠沙两镇,褚时健分别拿下了3000亩、6000亩山地,磨皮的地用来种褚柑,每年二三月上市,恰好和褚橙上市时间打一个配合;在元江县,褚时健正在改造3000亩土地,准备种褚橙和褚柑。按褚时健规划,2020年前,褚橙的年产量将达到6万吨。

“褚橙最大的隐忧是什么?”我问李亚鑫。

“过剩。”李亚鑫说,为了应对几年后可能出现的过剩局面,他正在大力拓展销售渠道。目前,褚橙和本来生活网、天猫、京东等众多平台都有合作,还成立了自己的电商公司,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订阅褚橙的微信公众号直接下单。但事实上,褚橙在线下的销售量远远超过线上。目前主要的线下市场在云南、四川、重庆,北上广深也已初步进入,下一步是全面铺开。即便真出现供求关系扭转的局面,褚时健也准备了预案——办果汁厂。

多年生活、工作在外公身边,李亚鑫说,外公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点:一,一生做事认真;二,对得起别人。“褚橙是褚老的心血之作,是他的精神支柱。我要把他的精神传到我们下一代再下一代,也给很多正在创业的人看看褚老的精神是怎么延续下去的。”

“神龟虽寿,犹有竟时。螣蛇乘雾,终为土灰。老骥伏枥,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”千里之后,又当如何?

与外界所知的有所不同,事实上,除了王石等少数知名企业家来访,褚时健这几年来越来越不见生客了。工作之外,他很享受带重孙子的生活。

2015年初,李亚鑫、任书逸的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,一个不到两岁,褚时健就给他们一人送了一本书。在给大重孙的书上,褚时健写道:

“墩墩,长大成为一个男子汉。要心胸宽大,宽以待人,严于律己。公公祖祖:褚时健。”

在给小重孙的书上,褚时健写道:

“潼潼,祖祖喜欢你。要好好学习,好好锻炼身体,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。褚时健。”

一句顶一万句。(来源/中国企业家,文/萧三匝,编辑/何伊凡,摄影/史小兵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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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标题 : 王石为什么夜访褚时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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